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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情报战线上的一把尖刀

发布时间:2018-09-27||人民公安杂志| 阅读(795)|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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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启明(1915—2007),山西神池人。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参加红二十六军任团参谋、连长、军官学校大队长。同年9月在陕北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关押,获释后留西北政治保卫局任文书、秘书。1937年9月起任茶坊检查站站长、绥德外勤组组长、靖边外勤组组长。1942年调回延安,任保安处科员、情报科科长。1946年7月任保安处副处长。转战陕北期间,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49年3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副厅长,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李启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局长,陕西省公安厅厅长,陕西省副省长、省长。1977年8月恢复工作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

  被捕:开启公安保卫生涯

  1915年9月,李启明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的一个旧职员家庭,从小接受教育,聪慧过人。1929年,以全省第二名成绩考入山西省立一中。当时,李启明的同屋舍友尹毓兰是一名共产党员,李启明受其影响,得以接触到大量进步书刊,并开始参加共产党的外围活动,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学校毕业后,尹毓兰在运动中不幸被捕,李启明去探监时,尹毓兰小声提醒:“赶快走!”

  1932年初,正值冯玉祥准备北上抗日,扩编军校,于是李启明进入汾阳军校学习,并于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李启明随两千军校学员编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攻占多伦,一度将日军全部赶出了察哈尔省。但由于蒋介石不容许冯玉祥另立山头,同盟军受到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被迫解散。李启明离开部队后,辗转千里到达西安,终于联系上了党组织。1934年底,李启明穿过敌军封锁线进入陕甘根据地,在南梁见到了习仲勋、刘志丹等人。经组织安排,李启明参加了红二十六军。由于当时缺乏有文化的干部,刘志丹就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任大队长。

  1935年,肃反“扩大化”风波在陕北蔓延开来,许多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发李启明是特务。李启明即被捕,关押到了瓦窑堡。他还亲眼看到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高级干部也被关在了这里。由于肃反搞得过“左”,不少干部都遭到刑讯逼供。不过李启明的情况却很特别,自打被关起来,压根没人来审过他。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启明是以犯人身份白天帮西北政治保卫局刻蜡版,晚上回牢房睡觉。中央纠正肃反错误后,西北政治保卫局的秘书耿红发现,在关押干部中,这个刻蜡版的年轻人,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推荐并调来工作。

  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李启明成为西北政治保卫局周兴局长的秘书,正式进入了公安保卫工作战线。

  策反:赶走“摩擦专家”何绍南

  1938年6月,李启明参加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南七里铺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被称为保卫干部的“黄埔一期”,共有36人,其中8名女学员,包括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的卓琳。讲课的教师也个个厉害,有陈云、李富春、徐特立、康生、潘汉年、李克农等。李启明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情报、侦察等业务知识,培训时间原本有半年,但李启明只上了两个月,就被派到绥德独当一面开展情报工作。

  当时,绥德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及边区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市镇商业繁华,地理位置极为重要。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合作成立了绥德警备区,但时任国民党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何绍南,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思团结抗日,却专以制造反共摩擦为能事,明目张胆地在绥德袭击八路军驻地,刺杀中共党政干部,还肆意贪污贩毒,串通土匪,祸害百姓。对此,毛主席曾当面警告何绍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彭德怀曾指其鼻子大骂“陕北的汪精卫”。为了拔除何绍南这一反共刺头,巩固边区,边区保安处派李启明赴绥德开展情报工作,搜集何绍南违法、搞破坏的证据。

  1939年初,李启明以绥德警备区联络参谋名义与陈雷、林汝滨到达绥德。李启明在绥德开了个“抗敌书店”作为情报密点,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青年学生。通过书店,李启明认识了何绍南的副官及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鲁南。李和鲁两人年纪相仿,又有着爱唱戏的共同爱好,便经常来往,逐渐二人无话不谈。李启明了解到鲁南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不满,对共产党则很有好感,于是开展策反工作,成功将鲁南发展为我方的秘密情报人员。随后,李启明又通过鲁南发展了绥德专署传达长龚震,保安七团团副张振声、准尉特务长崔际州,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慕青为保安处工作。

  不久,李启明在绥德又碰到了他七里铺一期同学毛培春。和他一样,毛培春没等结业,就潜伏到阎锡山的国民党第二战区政治部文工团任职。日军侵占山西之后,毛培春随政治部转移到了绥德,而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就是绥德专员何绍南兼任的。有了毛培春的帮助,李启明如虎添翼,通过绥德建立的这个情报网,很快掌握了何绍南贪污赈灾款十几万元、破坏边区的证据。

  1940年正月初十前后,驻绥德的八路军359旅组织了武装宣传队,罗列何绍南的具体罪状,以照片、画像和由演员化装的各类人物,在绥德城内外大张旗鼓地进行揭露。1940年2月,在党中央、边区政府和绥德警备区军民的一片抗议声中,何绍南被迫逃离了绥德。我方随即在绥德成立了公安局,开展锄奸保卫等各项工作。

  谍报:北平和平解放建功

  国共斗争形势残酷,除了公开战场上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1948年底,我军包围北平。战,还是和,国民党驻北平司令傅作义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此时的傅作义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身边正潜伏着中共的一条绝密情报线,自己的政治动向、军事部署还有具体的作战规划中共早就一清二楚。这条绝密的情报线最开始就是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领导的。

  早在国共合作期间,傅作义内部就秘密发展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是傅的随从秘书兼《奋斗日报》社长阎又文;另一个是傅的新闻秘书杨子明。1939年,国民党实行反共方针,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阎又文、杨子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们仍然执行着隐蔽战线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经过数年的等待,时机出现了。

  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副处长兼情报科科长李启明决定派三边情报组的王玉去绥远,与潜伏在傅作义内部的地下党员接头。王玉的身份是阎又文的表弟,一个皮货商人。边保给他的任务,一是要了解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二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的单线联系。可是,因为战争形势紧张,王玉第一次没能抵达绥远,无功而返。

  1946年初,王玉再到包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傅作义机要室的秘书薛起禄。傅作义治军很严,他手下的军官没多少机会贪污腐败。王玉以皮货生意利润大为引诱,让薛起禄动了心。薛起禄约机要室的同事一起,集资20两黄金,在王玉这儿入了股。这样一来,薛起禄跟王玉的关系自然就不一般了。他给王玉弄了15张空白介绍信,这下王玉在国统区就畅行无阻了。

  1946年2月,王玉到了归绥,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阎又文和杨子明。自此在周兴、李启明等边保领导下,建立起了“王玉——阎又文——傅作义”这条情报路线。

  1947年冬,李克农将王玉调到中央社会部,继续联系领导阎、杨二人。李克农亲自布置工作,让王玉将情报随时上报中共中央。1948年5月到1949年1月,王玉三次秘密进入北平,阎又文几乎每天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叙述傅作义的思想动向与具体表现,我方也通过情报判断,得知傅作义接受和平起义的可能性很大。1949年初,通过党组织进一步的工作,傅作义最终接受和平起义,使北平古城免受战火的洗礼。而李启明所在的边保王玉情报组则为我军取得平津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布局:操盘边保情报工作

  1949年3月,李启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副厅长。从进入情报战线伊始,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副处长、副厅长,李启明历经各种情报岗位,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逐渐成为陕甘宁边区公安情报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

  李启明主管情报工作后,按照上级部署,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以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性,进行搜集情报、侦破重大特工案件、肃清土匪、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的斗争。在边区政府领导下,负责维护边区治安侦破敌特潜伏案件,平息土匪暴乱,配合解放区开展练兵生产、土地改革等运动,为巩固边区民主政权、保卫党中央作出了贡献。

  1947年,由于战争原因,我方一时减弱了情报工作,全盘工作立即受到影响。1948年,随着西北战场的形势转向胜利,李启明意识到加强情报工作已成为十分迫切与重要的任务。9月6日,李启明起草发布了《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情报工作的恢复和开展。很快,绥德、榆林、三边、陇东、关中东府、西府等地的情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使情报工作伸向银川、兰州、平凉、汉中、成都等地。情报内容除政治、社会情况外,还包括战略性的军事情报,在配合解放战争、接管城市和巩固后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李启明回忆当年的战斗生活,大都与情报工作有关。他说,在情报工作中,必须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因为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很强,斗争很复杂,既要严格保密,又要注意社会化。它是党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部门,党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是它的生命。而且,情报工作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结果行不通。因此,要善于发现、妥善使用,按照“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无论是从军统过来的,还是从中统过来的,都要认真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努力改造他们,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李启明的夫人是边保情报科的内勤李宁,而李宁的父亲又是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一家三人都搞情报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情报之家。

  奉献:做坚定的共产党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启明担任西北公安部部长,他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尚不稳定的情况,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严厉查处敌特分子,镇压反革命势力;他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争取分化瓦解敌人,取得了不少成绩;他十分重视公安机关自身建设,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加强对广大公安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对维护西北地区社会治安、迅速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李启明调陕西省工作,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省长。在1964年至1966年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对打击面偏大等“左倾”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启明受到错误批判,被隔离审查、下放劳动达十年之久。在批斗会场上,李启明身上挂着十几斤的大牌子,却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他目不斜视、不怒自威的气势,连在场的造反派都为之折服。

  1977年8月,李启明恢复工作,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他和其他省委领导同志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云南省实际,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调动全省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改革开放工作中,他主张既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又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并着力抓好各级党组织建设,纠正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并注意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1983年起,李启明先后担任了中共云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团结带领老同志积极为党的工作献计献策,在党的事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了传、帮、带作用。2007年12月19日,93岁高龄的李启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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